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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在报道自由、言论自由和信息流转自由的基础上,依据不同角度的大量信息,每个人才能做出平静的判断。这个因素对地震、海啸和核危机“三重灾难”下日本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

地震后已过去了一个多月,客观来看,我们东京人不得不在异常情况下继续生活。仅仅这一个月里,超过5级的余震就发生了400多次,福岛核电站的严重危机还没有好转的迹象。日本政府在4月12日决定把核泄漏等级提高到与切尔诺贝利同样的7级。

但有些意外的是,我在主观上感觉日常生活已相当程度上恢复正常。我和老婆每天正常上班,儿子和他的同学们在正常上幼儿园,铁路系统恢复,计划停电也结束了,超市里商品充足不再有抢购人群。4月15日,东京迪斯尼乐园也恢复营运,据报道当天超过1万人迪斯尼迷排队入场。人的适应能力毕竟很强,或许我们开始习惯了在非正常环境下正常生活。

前几天有位中国朋友问我,“你们怎么这么平静呢?”那时候,我还没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,所以便回答说,“我们不一定平静,只不过是不太恐慌,因为恐慌有弊无利”。但后来,我从中国的新闻网站上看到不少中国媒体推出“核危机下的日本人为何平静”这类话题,让我有些意外,所以重新问自己“我们为何平静?”

在我看过的几篇文章里,中国作者指出了几个理由。比如说,日本民众相信政府发表的信息,日本人从小开始就反复进行防灾训练,基层民众文化水平较高,日本的历史和国民性有关等。我个人认为,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程度的道理,但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:那就是日本有报道的自由、言论的自由和信息流转的自由。

地震、海啸和核危机“三重灾难”给我们的心态带来了很大压力,可是我自己没去抢购过一次,也从没考虑过离开东京。为什么?当然不是因为我盲信政府,而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公开信息,我自己做出判断的结果。

福岛核电站事故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第一次直面的严酷核危机,我认为这倒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因为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时还没有互联网,也没有CNN等跨国媒体;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时的前苏联几乎完全封闭,当年的老百姓只能靠本国政府发布和本土媒体报道的信息。

但在今天的日本,我们除了日本政府的官方发布和日本媒体的报道以外,还能看到海外媒体的报道,以及国内外专家在互联网发表的分析、国内外网友的意见等。

只有依据不同角度的大量信息,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做出平静的判断。我认为,此次“三重灾难”中,这个因素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而且,这是在报道自由、言论自由和信息流转自由基础上才能实现的。

假如日本没有报道的自由,政府完全控制有关核电站事故的报道,我只能依靠两种信息;政府的官方发布和民间的风传。这样的话,我没有办法证实信息的正确性,一定会恐慌的。

假如日本没有言论的自由,政府对核专家严令统一口径,我没有办法证实信息的正确性,一定会恐慌的。

假如日本没有信息流转的自由,政府完全封杀海外信息,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公开信息和自由讨论,我根本不能相信政府的发布,也一定会恐慌的。

幸亏我们拥有这些自由,每次有新情况出现,我能够随时去看政府发布的信息、国内外多家媒体的报道,站在不同立场的专家的分析,以及网友们的各种各样的意见。至少我个人相信,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环境,恐怕很难平静地做出判断。

然而,我们也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。因为信息透明度相当高,所以我们都知道核电站事故暂时没能找到出路,这给我们心里带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惧和不安。另外,目前很多人担心辐射的影响,不敢买蔬菜,不敢去旅游,不敢搞活动,所以使我们经济上的打击雪上加霜。

最近我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,“假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,我们心里的压力早就会削除了”。可是,我想要这样的社会吗?当然不会。对我来说,地震之前这些自由好像空气一样,虽然知道没有空气就不能生存下去,却没有意识到其存在。或许,这一个多月的异常体验影响了我的思想,现在我坚信自由是无比重要和宝贵的。

 此文曾做为专栏文章,发表于财新网日本大地震专题报道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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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原真司

田原真司

8篇文章 12年前更新

财新传媒驻日特约记者。 日本自由撰稿人,长年从事关于中日经济和企业管理的新闻报道。 曾任《日经BP社》北京支局长,香港特派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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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8篇